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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8年6月18日,北京,郭沫若追悼会的悼词送到邓小平案头。
距离郭沫若6月12日病逝,刚好过去六天。
材料中的一个词,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:“伟大”。
他作出批示,建议改为“卓越”。
只差两个字,分量却完全不同。
“伟大”近乎盖棺定论,“卓越”则更像一种经过权衡后的评价。
郭沫若的一生,本就不是几句颂词能够概括的。
他有文学上的高峰,也有政治道路上的曲折;
有坚定选择,也曾长期处在误解之中。
争议最早集中在一个问题上:郭沫若到底有没有“退党”?
1926年,郭沫若受聘到广州任教,与周恩来、陈延年等共产党人有了较多接触。
大革命风云突变后,他在南昌朱德住所写下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,公开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。
1927年8月,他参加南昌起义,随后前往香港、上海,并在革命形势恶化后转赴日本。
这段经历,后来被许多人简单说成“出国避难”。
其实,郭沫若当时受到国民党方面通缉,日本警方又对他严密监视,和国内组织失去联系,前后持续多年。
人在异国,消息阻隔,党籍问题自然留下了复杂的历史背景。
有意思的是,他在日本并没有停止工作。
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学,撰写学术著作,成为他当时能够继续进行的事情。
有人因此讥讽他“躲进书堆”,却忽略了一个事实:在特殊环境下,学术研究同样可能承担保存文化、积蓄力量的作用。
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郭沫若回国,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,后来担任厅长。
这个职务属于国民政府系统,他也曾获得国民政府授予的军衔。
表面看,这似乎与共产党人的身份矛盾;
放在当时的统一战线环境中,却能看出另一层用意。
周恩来等人看重的,正是郭沫若在文化界的号召力。
第三厅聚集了不少进步文艺工作者,开展抗日宣传,争取社会力量。
郭沫若身处国民党控制的机构,却把文化宣传阵地用于抗日救亡,这种身份上的复杂,正是那个年代的真实面貌。
有人问他:“既然是共产党人,为何还要接受国民政府的职务?
” 据相关回忆,郭沫若的回答大意是:“职务只是外在,抗日才是要做的事。
” 这句话未必是逐字记录,却符合他当时的处境。
革命工作并不总是在公开身份下展开,有时需要进入复杂机构,有时还要承受旁人的误解。
也正因为如此,郭沫若后来长期被说成“重新入党”,实际情况比流传说法复杂得多。
抗战期间,他创作《屈原》《虎符》等历史剧,借古代人物抒写民族危亡,矛头所指并不隐晦。
1944年,他发表《甲申三百年祭》,借李自成失败的历史教训提醒革命队伍警惕骄傲自满。
毛泽东重视这篇文章,并将其作为延安整风学习材料之一。
这说明毛泽东对郭沫若的评价,不能只用私人交情解释。
郭沫若的史学研究、文学创作和政治文章,确实在抗战及革命宣传中发挥过作用。
至于民间流传的“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”,在郭沫若公开出版的文集和全集中都难以找到可靠出处,不能把未经核实的话当成史实。
新中国成立后,郭沫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、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务,继续从事文学、历史和考古研究。
他受到重视,既有政治信任,也有专业能力的因素。
把一切归结为逢迎,显然过于简单;
但说他始终没有矛盾和局限,同样不符合真实的人生。
1966年,郭沫若曾受到激烈冲击,甚至有人指责他“退党”。
毛泽东作出保护,周恩来安排人员护送他转移。
郭沫若后来写词表达愤懑,说明这场风波给他带来的压力并非传闻中的轻描淡写。
1978年6月12日,郭沫若在北京病逝,终年86岁。
关于悼词中“伟大”改为“卓越”的批示,反映出邓小平对评价历史人物的谨慎态度。
郭沫若不是没有缺点的人,也不是只能用一种声音描述的人。
他参加过南昌起义,投身过抗日文化工作,主持过重要学术机构,也在复杂政治环境中承受过长期误解。
用“卓越”评价,既承认他在文学、史学和革命文化工作中的突出贡献,也没有把一个充满曲折的人生说成毫无瑕疵。
这两个字的修改,正好落在郭沫若一生最难概括的地方:功绩确实突出,经历也确实复杂。
悼词最终称他为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忠诚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战士”,而“卓越”二字,成为对其多重身份较为克制的历史定位。
特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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